01
近年来,汉服运动持续升温,与之相关的讨论也日趋激烈,这使得原本并不突出的国族与民族问题,重新变得紧迫与敏感起来。
在此背景下,如何正确认识民族与国族的内涵边界,如何在当代文化与政治实践中把握好二者关系、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,就成为必须厘清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。
先说说民族。
民族是基于历史渊源、语言文化、风俗习惯、心理认同形成的自然文化共同体,侧重族群性、文化性与地域性,是人类社会长期演化的产物。
界定民族的核心是文化归属。同一个民族可分布于不同国家,同一国家也可包含多个民族。
例如,蒙古族广泛分布于中国、蒙古国等国家,藏族、维吾尔族等是中国境内具有独特文化与历史传承的民族,均以文化特质为核心标识,属于典型的民族范畴。
国族则是与现代国家相伴而生的政治共同体,以国家主权为边界、以国民身份为基础、以共同命运与集体认同为纽带,兼具政治属性、国家属性与统一性。
对多民族国家来说,国族是整合内部族群、凝聚全民共识的核心载体,是超越单一民族的更高层级共同体。
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“国族”概念,但他曾深刻指出:“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,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。”这一论述揭示,民族的存在与发展,始终与更广阔的社会共同体、国家共同体紧密相连。
列宁也强调:“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,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,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,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。”
革命导师的这些论述,为我们认识国族的整合功能、把握民族与国族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。
在理论学界,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教授、民族主义研究权威学者安东尼·D·史密斯,以族群—象征主义理论系统阐释了民族与国族的生成逻辑。他认为,国族是多族群国家通过调适与整合形成的统一民族,并非同质化的单一族群,而是包容多元、凝聚一体的政治与文化集合体。
那么,民族与国族的关系究竟如何呢?
简言之,民族是构成国族的基础,国族是民族存续发展的保障,二者统一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中。
作为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,中国处理民族与国族关系的实践最具代表性——
中华民族是国族,涵盖境内所有民族,是国家层面的统一认同;汉族、满族、蒙族、藏族、壮族、回族等56个民族是文化族群单元,保留各自的文化特色。
这种“多元一体”格局,既避免了单一民族主导的同化主义,也杜绝了族群分裂的碎片化风险,是民族与国族关系的理想形态。
从世界范围内看,民族与国族的边界与关系直接决定国家稳定。
欧洲单一民族国家中,民族与国族高度重合。如法兰西民族与法国国族、德意志民族与德国国族;而美国、印度等多民族国家,均以“美利坚民族”“印度民族”为国族整合境内族群,本质都是以国族超越民族差异,维持国家统一。
在多民族国家中,如果民族整合为国族的努力失败,每个民族都追求各自的排他性的国族地位,则必然会导致国家解体,甚至会爆发内战,如前苏联、前南斯拉夫等,都是如此。
02
新中国成立后,中国的国族建构开启了全新阶段,汉族形象与中国人形象的高度重合,成为这一时期国族塑造的核心特征。
其中,最具标志性的便是第三套人民币“大团结”图案——
画面C位的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战士,身着简约、朴素、统一的现代服装,无鲜明民族服饰特征,却成为新中国国族的视觉符号——这一形象本质是汉族以去民族化、去特殊性的表达,承载起国族的现代性、革命性与普世性。
货币是公认的“国家名片”,人民币上出现“大团结”图案,绝非随意而为,而是有深刻政治含义。
在这一图案中,汉族未以传统服饰凸显民族特质,并非弱化民族身份,而是主动承担起国族形象界定者的责任。
这种选择契合了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求:国族形象需要摆脱传统束缚,彰显革命底色、现代追求、以及各民族共同进步的方向,成为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旗帜。
在汉族同胞身后,身着传统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,在视觉上呈现出文化传统性。
这种差异并非等级区分,而是国族建构中现代性引领与多元性并存的体现——少数民族保留文化传统,汉族锚定国族发展方向,二者共同构成“传统与现代共生、多元与一体统一”的国家图景。
这一格局的形成,是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选择。
1840年以来,中国面临救亡图存与现代化转型的双重任务,国族建构必须突破传统族群壁垒,以统一的现代国民身份凝聚力量。
从近代历史看,汉族地区最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,最先出现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,从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、中国共产党成立、北伐战争、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…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,所有这些决定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,主要都发生在汉族地区,参与这些历史事件的人口中,绝大部分来自汉族,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杰出人物与仁人志士,绝大部分也来自汉族。
因此,汉族理所当然地承担起承载现代国族形象的使命,其简约、统一、现代的着装与精神风貌,成为新中国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的身份标识,也为各民族树立了共同迈向现代化的标杆。
这种国族形象,既超越了单一民族的狭隘性,又扎根于多民族共生的现实,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创造性实践。
03
如今,汉服运动方兴未艾,今年尤热,究竟伊于胡底,还很难说。
平心而论,汉服在消失了数百年之后重新出现,本身具有一定积极意义。
一方面,这不妨被视为民间文化复兴的一种有益探索,也是文化自信逐渐恢复的一种表征;另一方面,也有助于缝合“剃发易服”的历史伤口。
与此同时,也必须清醒认识到,汉服运动一旦处理不好,就会产生消极影响,甚至冲击民族与国族的和谐关系。
一是,如果汉服在未来再次成为汉族的标志性形象,则意味着汉族放弃了承载现代中国国族形象的使命,转而以传统性的形象,退归为其他少数民族同一序列。
这将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变化,在新的国族形象没有出现之前,必然引发混乱。简言之,“谁是中国人”会成为一个问题。
二来,按照目前汉服运动狂飙突进的势头,汉服的政治化很难避免。一旦汉服被政治化,异化为排他性的政治符号,则必然会成为中华民族内部一个伤害性极大的矛盾点——在这个问题上,苏联、南斯拉夫覆辙在前,不可不察。【点击阅读】
新中国的国族建构,目标始终是在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础上,将56个民族凝聚为统一的中华民族,汉族在这一历史性工程中的历史性责任,不是重归传统性,把其他少数民族同化为汉族,而是引领所有兄弟民族,共同走出传统性,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形成新中国的国族。毫无疑问,这也是新中国宪法精神的基本含义。
汉族在新中国国族构建的过程中,由于人口、历史、文化等因素,既承担了决定性的重大责任,也付出了特殊牺牲,如“大团结”图案所象征的那样,这是每个汉族同胞的荣耀与骄傲。而任何破坏“大团结”的言论与行为,任何有损汉族作为新中国国族形象承载者的言论与行为,我们都应该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!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